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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饱状态(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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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发表于 2008-5-13 23:09 只看该作者
[历史·人物]毛泽东无私而坚执的创新，值得今人反思3[转贴]
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轮：工业，是毛泽东关注的另一个重点问题。出于同样的思考，毛泽东一边探索其发展道路，一边十分注意不让其偏离社会主义轨道。
英国历史学家Ｅ•Ｈ•卡尔曾对苏联十月革命作如下告诫性的评价：“危险不在于我们避而不谈十月革命史实上多么大的污点、那场革命使人类付出的痛苦代价、以及个别坏人以那场革命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总想全部忘记并在缄默中忽视那场革命的巨大成就。”(23)
这位学者遗憾地表示:不容易对革命做出公正的评价,是因为社会大变动总会激发起人们对未来的、伟大然而达不到（不可能一下子达到，也不会在直线运动中达到。──本书作者注）的期望，一旦希望破灭，长期的幻灭感和愤世嫉俗的态度便必然接踵而来，而实际的历史成就却被抹煞，或被遗忘了。卡尔还表示：真正看清历史画面往往需要远离那个革命时代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即需要后来人用几代的时间。
英国这位学者的观点，完全适用于对毛泽东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评价。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以及这一探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因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问题，而被极少数人抹煞和遗忘了。这种抹煞和遗忘，在毛泽东逝世后的最初几年尤甚。在那一段时间里，如本网民的有些文章所说，关于毛泽东不重视经济工作、毛泽东不懂工业、在毛泽东的最后几年里，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当然谈不上取得巨大成就了）……的议论、批评，是比较多的。现在看来，这些议论、批评，有的也要今天的人去议论、评述的。可以说，作为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起点的第一次反思，在锻炼群众，提高国人的自主意识，促进思想解放，有实际意义。至于其具体内容的合理程度，也还得等待历史过滤、澄清的。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所说：
“毛泽东逝世后，一些评论家关于毛泽东主义经济遗产的著作，没详细叙述那个时代的成就，而大谈那个时代的‘不合理之处’和‘不平衡状态’。不过，这些著作却披露了：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增长的步伐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毛泽东时代，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30%增加到72%，这反映了中国已经从一个主要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国家引人注目地变成了一个比较工业化的国家。从1952年（那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已经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到1976年期间，中国的钢产量从130万吨增长到2300万吨；煤从6600万吨增长到4.48 亿吨；发电量由73亿度增加到1300亿度；原油由实际上等于零增加到8400万吨;化肥产量由20万吨增加到2800 万吨；水泥产量由290万吨增加到4930万吨。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就在大量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现代远洋轮船。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还在生产核武器和洲际导弹，已经在1970年（中国首次成功地试验原子弹以后六年）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24)他同时以略带讽刺的口吻说明：“尽管回忆毛泽东时代的成就已经有点不合时宜，但历史事实仍然是：毛泽东主义政权在改造中国现代工业方面曾经取得巨大进展──这一进展是在极不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取得的……。”(25)他还结论性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像许多西方学者错误地告诉人们的，是以“蜗牛速度”向前发展的；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化革命的时代，它与现代世界上任何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周期相比，是比较快的，尤其是中国在几乎毫无外援和支持的情况下取得这一成就，应该说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中国有句古语：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对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工业化道路探索的认识和评价，我们国家的个别人确实存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陷。
就实而论，毛泽东探索和发展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确是卓有成效的。但不可否认，摸索如何实现从一个长期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工业化，在毛泽东时代，确存有好多问题，遇过不少曲折。更由于新中国的诞生和长壮期，有一个时刻要格外注意的问题：能否使这一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这一问题又使摸索来得更为复杂、艰巨。但从人类认识的必然辨证过程来看，鉴于这是开天辟地第一回的大事，与其去强调成绩、成果，不如去认识失误、局部失败的必然性及其具体表现；与其去悲叹、指责曲折和荒唐，不如正视以往和现实，以求得真正的社会性认识选择的突破。因为，无论如何探索阶段的现即的实利性成果，同道路开辟后，正常的顺利发展年代的累累硕果相比,总是微不足道的;再者,无论如何,──以上已多次强调，探索阶段的失误，总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对于一个受传统的墨守陈规、因循守旧、明哲保身，不敢露头争先等观念影响较深的民族，较多人们习惯于“求全责备”，故而造成长期停滞、落后和黑暗的中华民族，敢于“越雷池”，敢于为天下先，敢于打破“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敢于另辟蹊径，那怕这一开端遇有彻底失败，总是有意义的。
从这个意义上评价毛泽东的探索，就会得出如下正确结论：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革命，后来的经济改革家恐怕就不可能有进行新改革的基础，也就没有多少改革对象了，社会仍将在旧的封建主义体制中沉睡。尤其是今天，改革逐步暴露出深层问题的时候，毛泽东的实践，正给我们展示伟大的社会主义合理性。
究竟如何认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摸索？这里仍不打算具体回顾和评述其实际的细节、过程，因为对今天的人们来说，重要的不是了解毛泽东探索的具体成就或失误，而是他取得成就或造成失误的原因和原则性方法。
１、苏联道路的即与离。早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不久，一些有识之士即从中国落后和失败中总结经济教训，看到了建设工业文明的重要性。尽管历史不会提出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历史问题提出后，要真正解决问题，却又不是立竿见影的事。
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即明确提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问题。目标的明确，不等于道路的开通和方法的绝对科学。在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下，毛泽东首先选择了学习苏联的道路。毛泽东后来这样解释当时这一选择的原因：“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26)。除了经验不足的原因，另外出于政治和中国安全的考虑，也是中国学习苏联道路的一个原因。中国当时受到帝国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包围，无论如何总是希望能得到苏联的援助，──确实也得到过苏联的一些援助。这种援助自然也带来了苏联的模式，苏联的经济管理和组织方法。
任何经验都是具体的，都带源发点的具体特征。因而，也决不可能到处适用和绝对普遍地适用。随着实践的展开，苏联模式和经验出现了明显的不足。毛泽东认为，在诸多的教训和不足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1958年，中国学习苏联工业化道路的“蜜月”阶段宣告结束。毛泽东愈来愈怀疑俄国道路的价值──“不仅怀疑它适用中国的价值，而且怀疑它本身在苏联的价值。”(27)在实践中，也逐步离开了苏联道路。这主要表现在重工而不伤农，调动两个积极性等方面。并取得实际成效。毛泽东不无自信、自豪地说：“象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象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28)！毛泽东这一实事求是、不照样搬抄别人经验的态度是十分科学的。但这不是说在实践中自己能一下子摸索到可靠的经验，并不遭非议。对此他直言不讳地说：我看苏联人（实际上也有少数中国人，作者注）对我们不迷信他们万分不满，这不要紧。……我们可以问这些同志，你们抄不抄中国的？他们说不抄。我们就可以说，你们不抄，我们也不抄。乍听起来，好象毛泽东这里是讲的民族自尊心；实际不是，而是讲的任何人都不可照抄别人，更不能迷信别人。
毛泽东对苏联模式和道路的即和离，有着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一切科学的认识和方法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既要学习别人的一般经验，又要注重自身的实际情况，才能寻求到真正符合自己情况的发展道路。
２、两难处境下的论和争。问题总是由实践提交给理论，再从理论回到实践。本网民曾从揭示的问题出发，说过，如果我们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那么，这一理论一方面为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动力，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则又“警告”我们：在经济落后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错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机械论者，他们以高度的历史主动性去逐步完成由异己规律到自由把握规律的认识。因此，随着向自由王国的进军，中国面临的是一个两难处境：社会主义要求有高度的物质基础──中国正好缺乏；着力进行物质基础建设──又有正好有投进旧社会窠臼的可能。为此，在发展取向和政策措施上的争论，伴随着老一代共产党人。毛泽东高瞻远瞩，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困扰之后，他明确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道路的问题。在他的晚年言论中，使社会主义中国永不变色，是一个中心题。围绕这个中心题，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统帅经济、业务和技术工作的观点，以及“抓革命、促生产的具体措施”，提出要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现代化的问题。
这个论、争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真正社会革命和建设的政治先导的巨大作用，尤其是相对落后国家进行跳跃式的革命，作用更是这样。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政治及其一系列文化思想的定向。当然──时至毛泽东逝世，对此从一般规律的论述，由此发展到对特殊规律的把握，进而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政治和业务、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十分健康且顺利地保证社会主义和工业化的发展，还没有完全做到。非但如此，由于极少数人的“走资性”破坏，还使当时的实践存在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误。
３、第三条工业化道路的利与义。资本主义发展表明，实现工业化的第一条道路是在欧洲通过“羊吃人”，实现资本积累的血腥道路。在人类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第一次进行革命突破，从而走上这一条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是历史之必然，是历史的伟大进步。也可以说，当年资本主义在一些欧洲国家出现是人类社会由封建主义向前发展的自然进程的顺直实现。而中国则完全失去了这种自然、顺直发展的机遇和条件。
发展工业化的第二条道路，即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它的特点是通过高度集权政治的保证和调节计划作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这是本来相对落后国家，以跃迁式步伐，努力“后来居上”而艰苦探索到的道路，具有开创意义。然而，后遗症极为严重。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前车之辙，后车之标。在中国跚跚来迟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第一条“羊吃人”道路显然因为现今世界已有大批的“吃羊之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而无法走通。第二条苏联、东欧的道路，在毛泽东看来，也有明显的缺点：把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规律片面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从而伤了农、苦了农民。他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工农业同时并举。毛泽东的观点，可详细见于《论十大关系》：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为稳固。”(29)
这就是毛泽东后来一直强调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道路。一般地说，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只重视工业，势必会使农业继续落后，最终拖了中国工业化的后腿，并且会像苏联、东欧那样，严重损害人民利益。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农民利益受损，是不可能有社会稳定的。重视工业，不放农业，双轮同时运转，并且紧密围绕社会主义轨道运转，全国人民都会得到实际利益和长远利益。速度可能慢些，但相对平稳，不易颠复。
这条道路的重要意义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再一次结合，有解放人们思想、实事求是的示范作用。
４、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今与昔。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搞工农业并举，没有深入思考把农业劳动力转移，使之加入到工业化道路上来的问题。由此，这些研究者把上世纪80年代的农民大办乡镇企业，不少农民成了“离土不离乡的工人”的贡献，说成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创造。这不是十分准确的。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论述工农业关系时已明确提出农业为工业提供劳动力的问题。后来他又几次直接提出发展社办工业（现在的乡镇工业）的问题。在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这些思想更为具体化。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一书时，他指出了如下思想：农村只有发展工业，才能走向富裕；农村办工业，可以大大开发利用各地资源，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可以解决城市的人口压力。在具体措施上，他几次签发批示鼓励办农村工业的文件，并在一些工作会议上为之鼓呼。另外，还建议向农村投资，帮助农村发展工业。毛泽东的这些思想，由于当时种种原因和条件限制，致使农村工业没有得到较为理想的发展。但不能由此否定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存在。
毛泽东发展农村工业的思想，是他为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一大创造。这一思想仍可以比喻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这一思想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乡镇企业如异军突起，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实践告诉人们，乡镇企业为农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饮水不忘开井人”，──在我们今天向工业化道路迅跑的时候，不能忘记和否定今天的实践同毛泽东当年探索的渊源关系。而现在需要我们重视的问题是：毛泽东当年的发展农村工业，是牢固的集体下的共同富裕的实践，而今天，我们正在动摇着社会主义的公有和共同富裕，一些剥削现象也已产生，并有发展的趋势。这些，是特别需要我们总结改革开放30年时，把毛泽东的实践也带进来研究的。
重复地说，我们强调“总结改革开放30年时，把毛泽东的实践也带进来研究”，一方面是鉴于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是：现代的社会主义的真理性认识，是要求认识主体自身的无私精神的，舍此，社会主义真理就会打折扣。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经济人、自私人”理论下的一切创新，不过是“复封、资之旧”，因为这里有一个观念性核心，就是“自私、损人利己”；而社会主义则完全相反。
九九归一：毛泽东是口心如一、终其一生的“为民为公奋斗”的人民领袖。毛泽东自己知道，人人会犯错误，他自己也会犯错误，因为人类社会的未知领域还太多；但毛泽东在一个已知领域，即世界观的公私领域，是决计不犯错误的：就是事事克己为公为国为民。
单就这一点，我们也会听到社会的深层呼唤：把改革开放放在社会主义大实践的背景下总结，尤其要结合毛泽东！
联系本文来说，就是：毛泽东一生无私而坚执地——让工农业“双轮”围绕社会主义轴心转动——的创新，特别值得今人结合现实改革来反思!
注：
(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9页
(2)同上,第11页
(3)《毛泽东选集》第117页
(4)引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7页
(5)《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
(6)引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业重要文献选编》第145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0页
(8)同上,第133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2页
(10)同上,第931页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2页
(12)同上,第3卷,第1017页
(13)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229-230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7页
(15)同上,第5卷,第360-361页
(16)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493页
(17)同上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0页
(19)《列宁选集》第4卷,第106-107页
(20)《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5页
(21)《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5页
(22)参见《中国青年报》第1994年3月8日《经济蓝讯》版
(23)塔理克•阿利:《斯大林主义的遗产:对20世纪世界政治的影响》第9页
(24)[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3-484页
(25)同上,第487页
(26)《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版第484页
(27)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218页
(2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1-722、728页
(2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9页搜索更多相关主题的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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